在113年前的今天，1907年5月14日(農歷1907年4月3日)，中國共產(chǎn)黨早期領導人秦邦憲（博古）出生。秦邦憲(博古)秦邦憲(1907年5月14日-1946年4月8日)，中國共產(chǎn)黨早期領導人。又名博古。江蘇無錫人。早年就讀于蘇州工業(yè)專門學校，積極參加學生愛國運動。1925年入上海大學學習，參加五卅運動。同年底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1931年4月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書記。之后又任中共臨時中央局成員、臨時中央政治局書記和負責人。1934年10月參加長征。1935年在遵義會議上被解除中共最高領導職務。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紅軍野戰(zhàn)部隊政治部主任。1946年4月8日由重慶返延安匯報工作，因飛機失事在山西興縣遇難。秦邦憲雕像周恩來、毛澤東和博古(右)延伸閱讀：24歲的博古為何由學生一躍成為中共總書記延伸閱讀：24歲的博古為何由學生一躍成為中共總書記秦邦憲(1907年～1946年)，又名博古，中國共產(chǎn)黨早期領導人。毛澤東之所以會對莫斯科有滿腹的抱怨，說到底最初還是因為1931年成立起來的那個“臨時中央”。正是這個“左”傾的臨時中央，奪了他手中的權，把他親手創(chuàng)立的根據(jù)地和紅軍差不多都搞垮了。這個臨時中央，主要是由那個在1931年1月在六屆四中全會上被共產(chǎn)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力推而成為中共政治局主要成員的留蘇學生王明推薦組織起來的。它的主要負責人選自然的也是剛回國不久的留蘇學生，而且比王明還要年輕許多。這就是博古。1931年秋冬博古上臺時，才只有二十四歲。而那一年，毛澤東已經(jīng)三十八歲了。陳獨秀最初成為黨的負責人時，已經(jīng)是四十二歲。做過一年臨時負責人的瞿秋白上臺時，也有二十八歲了。隨后是向忠發(fā)，他當總書記時已經(jīng)四十八歲了。繼博古之后，毛澤東之前，中國黨最后一位黨的主要負責人是張聞天，又叫洛甫，他上任時也已經(jīng)三十五歲了。二十四歲當上中國共產(chǎn)黨的最高負責人，可稱得上是空前絕后了。當然，最讓人驚奇的還不是歲數(shù)，而是資格。根據(jù)歷屆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章規(guī)定或慣例，黨的最高負責人，或者須由中央委員會在其委員中“選舉”產(chǎn)生，至少也應由中央委員會選舉產(chǎn)生的政治局在其委員中“互推”產(chǎn)生。但博古1931年接手中央時，不僅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而且連中央委員也不是。作為一名普通黨員，毛澤東后來稱之為“新黨員”，竟一躍而直接成為黨的最高負責人，這在中共黨史上更是絕無僅有。博古，原名秦邦憲，1907年出生，1925年10月入黨，1926年底赴蘇聯(lián)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留蘇三年半即回國，回國僅一年多時間就接手中央成為最高領導人。這也就是說，博古1931年接手中央時才只有六年黨齡。其入黨以后的實際工作鍛煉充其量只有兩年左右的時間，一段是臨去留蘇之前有半年左右時間擔任過宣傳干事，一段是留蘇回國后有一年多時間從宣傳干事一躍而到團中央書記。只有兩年工作經(jīng)歷，博古當然談不上有什么工作業(yè)績。既然黨齡又短，又無明顯業(yè)績，博古如何能夠一步登“天”呢?一句話，得益于留蘇。但留蘇的人很多，為什么偏偏選上博古?概括言之，這又是因為：一是在歷次“路線”斗爭中站隊站得好，二是教條主義學得好，三是他趕上了兩個難得的機遇。什么叫“站隊”?就是在所謂的“路線”斗爭中究竟站在哪一邊。“路線”斗爭，多半是斯大林發(fā)明的。博古在蘇聯(lián)學習期間，恰值蘇共黨內“路線”斗爭風起云涌之時。從1927年反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lián)盟的斗爭到1929年反布哈林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以及隨后的“清黨”運動，蘇共黨內打壓反對派的政治斗爭一個接著一個。影響到中山大學，從“肅(清)托(派)”，到清查所謂“江浙同鄉(xiāng)會”，到反對所謂“第二條路線”，到與所謂“先鋒主義”作斗爭，再到反對所謂“工人反對派”，一直到“清黨”，在博古在莫斯科的三年時間里種種“路線”斗爭幾乎就沒有消停過。在這些斗爭中，稍有不慎，哪怕是講錯一句話，都有可能在政治上被打入“另冊”剛入中大時，博古因為一心想學好俄文，又是江蘇無錫人，因此與校內俞秀松、周達文、董亦湘等俄文較好的江浙同鄉(xiāng)比較接近，結果所謂“江浙同鄉(xiāng)會”的問題出來后，許多同學政治上都受到打擊，博古差一點也被牽連進去。幸好博古趕上了一個為向忠發(fā)率領的中國工農代表團做生活翻譯的差事，才躲過了這一劫。這件事不能不給博古很深的教訓，他從此積極靠近學校的支部局和俄國負責人，無條件地擁護“領導同志”，才再未出過問題。所謂“教條主義學得好”，其實也不是指馬列書本讀得特別多。博古去莫斯科，主要是學革命理論的。從1927年初到當年9月這段時間，博古憑著他的聰明好學，主要下工夫突擊了俄文。接著，他就因為俄文好，從這一年的10月到1928年2月承擔了為中國工農代表團當生活翻譯的工作，一干就是四五個月。剛從代表團的翻譯工作中解脫出來，又被借去蘇聯(lián)格伯烏(國家保衛(wèi)局)幫助審訊所謂“華僑反革命案”，一干就是差不多一個月。直到1928年春天他才得以回校，開始全身心地投入到理論學習當中。到1929年夏天畢業(yè)，轉入中國問題研究院，幾個月后即1930年初準備回國，博古實際用于學理論的時間前后只有一年多。再加上回校后，他還擔任了少共支部局的實際負責人(名義上的負責人是俄國人)，并且進了翻譯班，兼做工人班指導員，參與一系列政治斗爭。到中國問題研究院之后，他還兼做中山大學的翻譯。博古在莫斯科大約三年時間里，系統(tǒng)學習馬列書本的時間顯然并不很多。不過，博古天資聰穎，接受力強，領悟快，時間不多，書本上的理論知識也掌握了不少。但由于時間短促，再加上俄國人的教學方法，用博古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在學習理論的口號下使學生去啃完全脫離實際的教科書”，難免使博古等人嚴重地脫離實際，只會用從這些教科書上尋章摘句得來的馬列著作中的只言片語和俄國編寫者根據(jù)政治需要歸納出來的生硬教條來判斷一切，他們并不清楚中國的實際狀況和需要是怎么一回事。一波接一波的政治斗爭和政治運動又時時提醒他們要站穩(wěn)立場，理解和把握“領導同志”的言論意圖成為決定的關鍵，二十歲出頭的博古自然沾染了一套唯書唯上的教條主義傾向。怎么說是兩個難得的機遇呢?博古在莫斯科政治表現(xiàn)再好，充其量也就是個學生黨員。人人都說同樣翻譯出身的王明是共產(chǎn)國際東方部米夫的“大紅人”，但王明1929年回國后也不過就給了一個區(qū)委的宣傳干事，一年之后最多也只做到宣傳部的秘書罷了。因此，與米夫沒有什么關系的博古，回國后當了全總的宣傳干事，應當說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要想從個普通宣傳干事升入中央一層做領導人，在當時人才濟濟的中共黨內又談何容易。因此，博古的迅速升遷，必然有其特殊的機遇。博古趕上的第一個難得的機遇，是“立三路線”的形成。博古剛回來，就趕上黨的主要負責人之一的李立三頭腦發(fā)熱，要搞全國范圍的總暴動，并且明確認為暴動一開始就絕無局部勝利之可能，必然形成全國乃至全世界范圍革命與反革命的大決戰(zhàn)，就是蘇聯(lián)和全世界的無產(chǎn)階級都必須立即做決戰(zhàn)的準備。這個觀點，既不符合斯大林一心想要在蘇聯(lián)建成社會主義的想法，也不符合共產(chǎn)國際關于中國應當爭取一省數(shù)省首先勝利的觀點，自然引起了政治理論上比較敏感的王明的懷疑。王明深受共產(chǎn)國際東方部米夫的信任，雄心勃勃，回國后卻得不到中共中央的重視。于是，他抓住這個機會，拉上對當時中央的做法同樣有意見的博古，向李立三發(fā)難。結果，王明、博古幾個人因此受了嚴厲的處分。但很快共產(chǎn)國際就直接進行了干預，米夫甚至親臨上海指導改組中央。經(jīng)過一個六屆四中全會，王明、博古等留蘇學生成了反“立三路線”的功臣，都得到了升遷。王明被補入中央委員會，并得以進入政治局；博古成了團中央的宣傳部長。博古趕上的第二個難得的機遇，是大批中央領導干部的外派和上海中央的連遭破壞。1931年3月下旬，因原團中央書記違反秘密工作紀律，博古接手團的工作，并開始列席政治局會議。但即便如此，中央領導核心中還有向忠發(fā)、周恩來等許多資深干部，并且還有王明、沈澤民、王稼祥這些地位資格都在他之上的高他一屆的留蘇學生，也還輪不上博古。恰好這時接連出現(xiàn)特殊情況。一是按照共產(chǎn)國際的要求，中央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干部被安排去加強蘇區(qū)，沈澤民等人相繼離開上海；二是政治局負責秘密工作的成員顧順章4月被捕叛變，“總書記”(正式的名稱應當是政治局主席)向忠發(fā)6月被捕變節(jié)，在上海及江蘇各級組織中露面較多的中央領導人均被迫躲藏起來，中央工作迅速陷于癱瘓。鑒于莫斯科再三強調把工作重心放到農村去，共產(chǎn)國際明令當時主要負責中央政治局工作的王明和周恩來轉去江西蘇區(qū)。然而，為了躲避去艱苦的蘇區(qū)，王明想盡辦法爭取到了去莫斯科當中共中央駐共產(chǎn)國際代表的職位，周恩來則不得不轉往蘇區(qū)工作。如此，上海中央將不復存在。考慮到在上海還必須有一個臨時性的機構，以便負責聯(lián)絡在上海的共產(chǎn)國際遠東局，并協(xié)調各地黨的組織，王、周撤走前與遠東局秘密商定，主要由新近回國不久、顧順章等人不大認得的留蘇學生組成一個“臨時中央”維持工作。為此，王明推舉博古和剛剛從莫斯科回來的張聞天等來組成這個“臨時中央”。博古之所以連中央委員都不是就躍入中央，并接手中央工作，這個機遇是再關鍵不過的了。那么，為什么是博古，而不是其他留蘇學生成了臨時中央的負責人呢?這個問題至今在中共黨史上也還是個不大不小的謎。最早冒出來說是要“揭發(fā)”這個問題的是王明。那是在1941年9月的一次政治局會上，他說臨時中央的成立是他和周恩來撤離上海時與遠東局商定的。以后博古、張聞天、周恩來等諸多當事人均證實，1931年向忠發(fā)被捕后，中共中央基本停止活動，后來有過各部聯(lián)席會議暫時維持，又曾設立過一個上海中央局協(xié)助周恩來、王明工作，最后還是遠東局提議另組上海臨時中央，報請共產(chǎn)國際批準，故9月初王明和周恩來提議盧福坦、博古、張聞天、康生、陳云、李竹聲等人組織臨時中央政治局。經(jīng)請示共產(chǎn)國際批準后，在討論九一八事變決議的會議上即正式宣布，旋即開始工作。當時，老工人出身的盧福坦想當總書記，在工人出身的顧順章、向忠發(fā)接連叛變變節(jié)之后，周恩來對此頗不以為然，故在征得遠東局同意后特別出面解釋說：臨時中央政治局不設總書記。至于后來怎么就讓博古負起總責來了，至今也未見有資料解釋清楚。只有博古自己說，當時周恩來、王明曾在強調集體領導分工負責時說過，博古可多管些一般工作這個說法應屬可信。何況王明對博古在政治上也最信任呢?不論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反正在臨時中央政治局里歲數(shù)最小而且連中央委員也不是的博古事實上已經(jīng)成了“總書記”。“臨時中央”里，盧福坦大他約十五歲，劉少奇、康生大他九歲，張聞天大他七歲，黃平大他六歲，只有李竹聲和陳云大他不多。由一名二十四歲初出茅廬的學生黨員指揮全黨的歷史，就這樣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