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5月24日(農歷2006年4月27日)，經濟學家汪堯田逝世。圖：汪堯田夫婦汪堯田(1918-2006)，男，1918年11月生于安徽省全椒縣。著名經濟學家。因病于2006年5月24日在上海逝世，享年89歲。人物生平1940年考取重慶大學商學院，師從著名經濟專家馬寅初、張志讓和前任復旦老校長陳望道，1944年復旦大學經濟系畢業(yè)，1947年獲華盛頓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碩士；1947年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世界貿易專業(yè)博士學位。新中國誕生前夕，正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汪堯田毅然中斷學業(yè)，回國參加新中國建設，之后長期從事外貿管理和外貿教學科研事業(yè)，為新中國對外貿易體制的建立做出了貢獻。1981年10月起任上海對外貿易學院教授、對外經濟貿易研究所名譽所長。1986年，與中國政府申請"復關"同步，當時已年屆七旬的汪堯田在上海外貿學院建立了"關貿總協(xié)定上海研究中心"，創(chuàng)辦了全國唯一專門研究多邊貿易體系的專業(yè)刊物《世界貿易組織動態(tài)與研究》。曾負責草擬新中國第一個進出口貿易管理法規(guī)《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口貿易管理暫行辦法》。出版了近20多本專著，發(fā)表各類文章200多篇，在探索國際貿易理論和研討我國對外經貿方面作出了貢獻。近20年來，他擔任主任的研究中心培養(yǎng)了大批優(yōu)秀人才，承擔了多個國家級世貿理論研究課題，編著出版了一系列專著和期刊。他帶領學生編寫的《關稅與貿易總協(xié)定總論》一書，被譽為在中國普及關貿總協(xié)定及世貿組織理論和實務知識的奠基之作。延伸閱讀：汪堯田與中國加入WTO之路延伸閱讀：汪堯田與中國加入WTO之路汪堯田1918年出生在安徽省全椒縣的一個書香門第。其祖上多為詩書傳家的飽學之士，祖父汪文鼎，民國時期出任地方財政局長；大伯父汪開棟留學日本，與董必武同學，回國后任蕪湖縣長，新中國成立后擔任過安徽省政協(xié)委員、省文史館館員。也因為這個緣故，滁州市政協(xié)派我?guī)状胃吧虾２稍L了汪堯田先生。汪老對當年的事情還記得很清楚，三叔祖父汪文綬家大門前掛有“進士及第”字樣的大紅燈籠，還有面積頗大的“南園”，那里常有詩人墨客相聚唱和。汪堯田啟蒙時，已家道中落，無力供養(yǎng)教書先生了。1935年，陶行知推行教育救國活動，汪堯田被分配到一所鄉(xiāng)村學校任校長兼教師?？谷諔?zhàn)爭轉變了汪堯田的命運，1937年日軍侵華，很快攻陷南京，汪堯田攜家人到重慶躲避戰(zhàn)亂。1946年汪堯田在親人們的祝福聲中登上了赴美的郵輪。不久，汪堯田以優(yōu)異的成績，取得了華盛頓大學商學院的碩士學位，他的學術論文，被美國國會圖書館保存。1947年，他又考入了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研究生院，攻讀世界經濟學博士。在這期間，正值國際貿易組織籌委會第二次會議在日內瓦舉行，有包括中國在內的23個“關稅與貿易總協(xié)定”締約國簽訂了《關稅與貿易總協(xié)定》。他的指導教授是當時的參會人員，正在研究世界經濟的汪堯田也就從此時開始，深入研究起了關稅、貿易與最惠國待遇問題，并與之結緣一生。1949年上海解放，汪堯田接到了張志讓教授的來信，信中告訴他，新中國急需外貿人才，他希望汪堯田立即回國。汪得此信，立即啟程。1949年10月2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貿易部(對外經濟貿易部的前身)正式成立，汪堯田作為在國外學有所成的優(yōu)秀人才，被選調到貿易部國外貿易司工作，并很快被任命為貿易管理處副處長。1950年貿易部黨組決定，以國內貿易司為主，制定新中國第一部帶有全局性的《對外貿易管理暫行條例》。汪堯田是起草小組的執(zhí)筆人之一。當時由林海云司長主持領導這一工作，汪堯田等提出的“吸收資本主義國家有關法規(guī)中的有益成分，為我所用”的建議受到了充分的肯定。近一年后，先后經過三次大的修改，《對外貿易管理暫行條例》于1950年12月由政務院公布實施，奠定了我國對外貿易法規(guī)的基礎。從此時開始，我國外貿實行了統(tǒng)一管理制度和中央政府的集中領導，結束了建國初期對外貿易分區(qū)立法和分散管理狀態(tài)。1955年，周總理率中國代表團出席了萬隆會議。在會議期間，印尼總統(tǒng)蘇加諾提出，要與新中國政府訂立有最惠國條款的貿易協(xié)定。由于近代以來，中國被迫與各帝國主義簽訂過許多不平等的“最惠國”條約，因而中國代表團對這一提議心存疑慮，不知是否應該和印尼簽訂這一協(xié)定，于是便急電國內詢問，要求了解“最惠國待遇”的實質，以便定奪。這一問題由當時外貿部副部長轉到了汪堯田這里。從1948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就開始研究關貿總協(xié)定的汪堯田立即將國際遵循的慣例及其它情況，趕寫出了10萬字的報告。在報告中，他引證了世界各國的最惠國待遇以及它的來歷和平等內涵，并分析了清政府如何導致當年不平等條約的產生。他認為，現在中國廢除了一切不平等條約，在平等的地位上，完全可以與任何一個主權國家簽訂含最惠國待遇的平等條約，這樣有利于擴大出口，降低關稅。時過不久，傳來了我國在萬隆會議上與蘇聯等國簽訂了具有最惠國條款的雙邊貿易協(xié)定的消息。此后我國陸陸續(xù)續(xù)與世界上一百多個國家簽訂了含最惠國待遇的雙邊貿易協(xié)定。從今天看來，可以說汪堯田那10萬字的報告，揭開了中國與世界各國建立平等貿易伙伴關系新的一頁。在這份報告的基礎上，汪堯田1958年又編著了《國際貿易條約和協(xié)定》一書，書中他就涉及關貿總協(xié)定的最惠國待遇問題進行了獨創(chuàng)性的研究。他寫道:最惠國待遇是產生于古代的一種體現平等待遇的要求，但清朝政府由于腐敗無知，把它變成了“不平等條約”。美國在1844年與清朝政府簽訂的《望廈條約》中，規(guī)定的“機會均等”也就是最惠國待遇。但這里面有兩個真正意義上的不平等。第一，最惠國待遇本來是貿易待遇，美國人卻把它變成了一切問題上的待遇；第二，只是清政府給美國優(yōu)惠，美國卻不給清政府優(yōu)惠，所以成為了不平等條約。他在書中引用的實例和論述，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并由此開啟了中國研究關貿總協(xié)定的大門……世界貿易組織(簡稱WTO，中文簡稱世貿組織)正式誕生于1995年1月1日，它的前身是關稅與貿易總協(xié)定(簡稱GATT，中文簡稱關貿總協(xié)定)。實際上，1947年10月30日，中國政府就簽署了聯合國貿易與就業(yè)大會的最后文件，這次大會創(chuàng)建了關貿總協(xié)定。1948年4月，中國政府簽署了《關貿總協(xié)定臨時適用議定書》，并從1948年5月21日正式成為關貿總協(xié)定締約方。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臺灣當局非法退出了關貿總協(xié)定。長期以來，由于以前蘇聯為首的東歐等一些國家對關貿總協(xié)定持批評和否定的態(tài)度，對中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加之新中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與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制度大相徑庭，加之上世紀50年代以來，以美國為首的反華勢力對我國的對外貿易進行禁運和封鎖，使新中國與國際經貿組織的聯系中斷，也使新中國對關貿總協(xié)定缺乏應有的分析和了解。因此我國政府在較長時間里，對恢復關貿總協(xié)定締約方席位問題未作出明確的表態(tài)。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隨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初見成效，中國成為了世界貿易的主要大國之一，當時出口占到了第9位，進口居第11位。此時世界格局也在發(fā)生著巨大變化，中國需要關貿總協(xié)定，關貿總協(xié)定也需要中國。很顯然，沒有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國參加，這一組織畢竟是不完整的。為此，1986年7月10日，中國駐日內瓦的錢嘉東大使代表中國政府，向關貿總協(xié)定遞交申請，正式要求恢復中國的締約方地位。對于中國申請“復關”的決定，國內和海外有許多不同的聲音。國內有人擔心“復關”將會導致一些國有企業(yè)破產造成失業(yè)，為此中央召開了三次正式的會議，邀請中外專家進行研究和論證。汪堯田三次均被邀請出席會議。在會上，汪堯田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明確地提出了“復關”會給我國的改革開放帶來的好處:第一，發(fā)展商品經濟需要提高產品質量，需要引進競爭機制。國外產品進入中國市場參加競爭，可以給我國的企業(yè)帶來壓力和活力，使產品升級換代，登上新臺階。第二，國內市場要與國外市場接軌，生產要走國際化道路，打破內銷外銷的界限，走出國門搞跨國企業(yè)、跨國經營。第三，要淘汰落后的產品和企業(yè)，對落后的東西不能保護，越保護越落后。要和世界上先進的東西去比，去提高我們的產品質量。第四，要適當擴大出口自主權，不能像過去那樣搞陣地戰(zhàn)，要四處出擊，像香港、臺灣那樣把出口搞上去。因此他認為，世界上有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qū)加入關貿總協(xié)定，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哪個國家是因為加入GATT導致經濟垮臺的。只有走“復關”之路，中國經濟才會有振興的契機。也是在1986年，我國的外經貿部等政府部門決定，對GATT進行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國務院經濟發(fā)展研究中心常務干事季崇威，原外貿部副部長、中國“復關”首位代表團團長沈覺人等專程到上海與汪堯田進行了座談。此后不久，上海市創(chuàng)建了中國第一家關稅與貿易總協(xié)定上海研究中心(1995年更名為世界貿易組織上海研究中心，簡稱WTO上海研究中心)。從此，汪堯田這個名字便和中國“復關”、“入世”更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并開始逐漸為世人所知。在他主持下，WTO上海研究中心召開了十余次大型國際研討會，世貿組織總干事魯杰羅，中國歷任“復關”、“入世”談判首席代表沈覺人、佟志廣、谷永江、龍永圖及政府有關部門的官員，企業(yè)界、金融界、新聞界和學術界數千人次參加，這些研討會的召開，影響深遠。在宏觀上為政府提供了決策依據和參考建議，在微觀上對企業(yè)應采取的經營策略提供了咨詢。在當時的國際國內大背景下，對幫助我國各界了解世貿組織的規(guī)則，堅定“入世”信心，做好“入世”準備，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接受經貿部的委托，1995年汪堯田主持翻譯了《關貿總協(xié)定烏拉圭回合談判最后文本》為國家和整個華語社會填補了空白。此書為政府官員和學者、專家盡快掌握并深入研究有關問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李嵐清在上海的一次報告中說:“研究中心的工作做得很好今后要繼續(xù)加強”，又說，“我希望大家讀汪堯田關貿總協(xié)定的書，才可以了解關貿總協(xié)定是怎么一回事?！蓖?，汪堯田又主編了《世界貿易組織總論》，當時吳儀同志欣然為之作序。從1989年6月到1992年2月，由于各種原因中國的“復關”談判陷入了低谷，汪堯田仍堅持不懈地為“復關”做著普及和宣傳工作，直到1992年中國“復關”重開談判，為“復關”而轉動的整個系統(tǒng)又有條不紊地運轉起來了。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爾首都多哈召開的世界貿易組織第四屆部長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決定。12月11日，中國正式成為了世界貿易組織的第143個成員國。這一天，中國很平靜、很坦然。然而對國家、行業(yè)和個人而言，很多深刻的變化就會從這一天開始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將走上國際規(guī)則的軌道，融入國際法制，接受世界各國檢閱，這平靜和坦然反映出改革開放的中國，已經成為了一個成熟的大國，它會對世界與人類作出自己更大的貢獻。這一天，汪堯田得知這個消息，從容地說:“我為此由衷地感到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