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首七律,既對杜甫詩歌作出高度的評價,又對詩人一生悲辛的遭際,寄予真摯的同情。全詩寄慨深沉,雙贊頌為主,而以嘆惋惋悲憤的心情出之。幾千年來,有許多偉大的作家,多不能得志于當(dāng)世,杜甫是其中之一。王令借此詩代鳴不平,所以有一種傲兀之氣,躍然紙上。
“氣吞風(fēng)雅妙無倫,碌碌當(dāng)年不見珍?!弊髡哔潎@杜詩的成就,是繼承了《詩經(jīng)》以來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又“氣吞風(fēng)雅”,達(dá)到精妙絕倫,無人能比的程度。然而杜甫在當(dāng)時卻被認(rèn)為是碌碌無奇,雖有絕代的才華,并不能為時所用。《詩經(jīng)》中的《國風(fēng)》《大雅》《小雅》,都是寫實的詩篇,反映出當(dāng)時的時代面貌。杜甫的名篇《三吏》《三別》《羌村三首》等作,類似于《國風(fēng)》《兵車行》《麗人行》《哀江頭》《哀王孫》等作,可比《小雅》;《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北征》《述懷》《彭衙行》等篇,可比《大雅》。所以在杜甫身后,元稹、白居易、韓愈、杜牧、李商隱等詩人,無不對杜詩倍加贊揚,杜詩對后世影響之大,也是無與倫比的。杜甫在世,遭遇坎坷,生活極端困苦,像《同谷七歌》寫他自己“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像《醉時歌》“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感嘆“儒術(shù)于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都可以說明他的一生大多在亂離窮困之中度過,并不為當(dāng)時所重。王令用這兩句概括杜甫的一生,用意是極為深沉的。
“自是古賢因發(fā)憤,非關(guān)詩道可窮人。”進(jìn)一步表明杜甫詩歌和古代圣賢一樣是因發(fā)憤而作。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有“詩三百篇,大抵皆圣賢發(fā)憤之所為作也”的話,杜詩也是如此。時代的動亂,人民的苦難,國事的艱危,都使詩人在感情上受到巨大的觸動。這就是杜詩創(chuàng)作力量的源泉。詩人的生活,大多是窮困的,但王令認(rèn)為不能因此說他們的詩是因“窮而后工”,更不能說是“詩道可以窮人”。歷史上有不少英雄豪杰,他們在沒有乘時而起以前,極度窮困,如韓信乞食淮陰,伍員吹簫吳市,他們都不是詩人,也一樣的窮困,可見“詩道可窮人”不是確論。有些詩人如曹植、謝靈運、謝朓等人,詩也寫得很好,卻不因“窮而后工”。足見“窮而后工”之說,至多也只能有部分的道理;盡管工詩者以窮人為多,“詩道可以窮人”的說法,王令是極不贊成的。
“鐫镵物象三千首,照耀乾坤四百春。”兩句是王令詩中被公認(rèn)的名句”三千首”是約數(shù),杜甫現(xiàn)存的詩歌,只有一千四百多首,但這些詩篇牽涉的內(nèi)容極為廣闊,詩人憂國家之所憂,痛人民之所痛,面對復(fù)雜艱虞的社會現(xiàn)實,廣泛而深刻地揭示安史之亂給人民帶來的深重的災(zāi)難。杜甫對于人民的苦難,有著深切的同情;對于國家的命運,有著真摯的關(guān)心,不管自己生活多么困苦,而憂國憂民的熱情,始終沒有衰歇過。除了上述諸種主題以外,即使是吟詠自然景象,懷念親友,詠史懷古,題畫、論藝、論詩、論字,也都有杰出的詩篇。因此“鐫镵物象三千首”這句,是頗能概括杜詩的內(nèi)容的?!八陌俅骸币彩桥e其大數(shù),由730年(唐玄宗開元十八年)杜甫成年計起,至王令在世的1059年(宋仁宗嘉祐四年),約近四百年,杜甫的詩歌引起后世的崇拜和共鳴,激勵著一代一代的愛國者?!罢找に陌俅骸边@句,是王令發(fā)自內(nèi)心的崇敬的聲音。
“寂寞有名身后事,惟余孤家來江濱?!笔峭趿顚τ诙鸥Φ牡磕詈透袊@作者感嘆杜甫雖然大名輝耀后世,詩篇流傳千古,但是這“千秋萬歲名”,畢竟是“寂寞身后事”。據(jù)《舊唐書》及其他有關(guān)記載,杜甫在770年(唐代宗大歷五年),避亂往郴州依其舅氏崔偉,行至耒陽,因貧病交加,卒于舟中。當(dāng)時草草葬于耒江邊,直到四十三年之后的813年(唐憲宗元和八年),才由他的孫子杜嗣業(yè)把靈柩運歸,安葬在今河南偃師西北的首陽山下。詩人的遺體,在王令寫詩的時候,已經(jīng)不在耒陽了。所以有“惟余孤冢耒江濱”的感嘆,這是就杜甫身后蕭條的情況而言,以增加對詩人的悼念之情。
參考資料:
1、上海辭書出版社文學(xué)鑒賞辭典編纂中心編.宋詩三百首鑒賞辭典 文通版.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7.04:第110頁